□  黄千红

黄裳（1901—1954），字永第，号元及，四川富顺县怀德镇人。于民国十五年（1926）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连长、营长，后入中央军校战术研究班、德国陆军兵工学校深造。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兵工处副处长、军政部兵工署处长、副署长，济南兵工厂厂长。1936年2月7日任少将，1937年5月21日晋升中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军政部兵工署副监。1946年2月退役。1954年病逝于怀德安怀乡菊花山住宅。2014年9月，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补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为国深造 战场指挥员转型军事技术专家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让当时苦难重重的中国雪上加霜，也让中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兵工技术的重要性。

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决定派遣部分军职人员到德国陆军兵工学校学习。一直在战场上血拼的黄裳，奉命到德国陆军兵工学校深造。学成后，黄裳被委任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兵工处副处长，这是黄裳迈向兵工事业和展现他兵工才能的第一步。黄裳的军旅生涯由此开始了由一个战场军事指挥员向军事技术专家的转型。

1933年，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担任兵工署署长，正是他改写了黄裳一生的命运。兵工署是军政部的重要机构，与陆军署、海军署、航空署并列，是统理全国兵工生产的核心部门。 张群、杨维曾、 陈仪等都曾担任过兵工署署长职务，而俞大维作为军事专家执掌这个要害部门，其做法有别于他的所有前任。俞大维有过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留学经历，毕业后旋即至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并亲耳聆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课程，有论著刊登于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俞大维还是第一个在这本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俞大维看中黄裳，主要是因为黄裳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兵工处工作期间刻苦踏实，聪明虚心，肯动脑筋钻研，以及黄裳有黄埔军校经历和北伐战争时积累的作战经验，加之俞大维在实施军政部制定的兵工三年发展计划的过程中，急需像黄裳这样富有朝气的复合型兵工人才。黄裳进入俞大维的视线后，很快被其委以重任，调任军政部兵工署驻河南办事处处长，负责当地的军工生产及武器的分发。

临危受命 倾力中国制式步枪研发展露天赋

1933年初，日军凭借当时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进占山海关，并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抗日前线对于先进军事装备的需求，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段时间，也是黄裳最受煎熬和最繁忙的时期。黄裳所在的兵工署，正以旺盛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武器研发和生产中。

1934年，署长俞大维带来好消息，他通过各种办法，从德国兵工署获得了制造德式毛瑟步枪的工具和图纸以及德国赠送的马克沁重机枪图纸。毛瑟步枪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标准陆军装备，以其安全、简单、坚固和可靠著称。黄裳异常兴奋，他凭着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对德式毛瑟步枪进行改良仿造，生产属于自己的中国步枪应是当务之急。黄裳的想法和俞大维不谋而合。俞大维集中了黄裳等人的意见，向上级作了汇报，敲定了德国毛瑟步枪国产化的方案，并将这种武器的研发部署到黄裳所管辖，具有相对研发优势的河南巩县兵工厂具体落实。

1935年，这种武器研制成功，当年7月便投入批量生产，它是中国1840年以来首次全军统一的制式步枪。因当年按民国纪年法是二十四年，故起先定名为二四式步枪，后改称中正式步枪。中正式步枪虽然是仿制，但和德式毛瑟步枪已经有很大不同，比如“中正式”的背带在正下方，前托有方便握持的凹槽，没有准星护罩，拉机柄为水平伸出而不是向下弯，枪托上也没有原产毛瑟特有的分解枪机撞针用的金属圆孔。中正式的枪身和德式毛瑟步枪相比也较短，并特地将刺刀全长加大，这样可以让战士在白刃格斗占据主动。中正式步枪的意义还不止于它的仿制起点较高，更是由于该枪具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无论是哪个厂家，在生产中只要采用相同的图纸和材料，就能实现正常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实现。

当兵工署在靶场检验国产的中正式步枪时，蒋介石亲临现场，随行的有何应钦、陈诚、商震、张治中、程潜、冯玉祥、俞济时以及蒋经国等党政军要员。试枪员中，俞大维亲自挂帅领头，黄裳参列其中，试射表演异常精彩，人人都有百步穿杨的本事，令在场人员赞不绝口，将黄裳他们戏称为“武器马戏团”。在场的钱大钧在一旁和俞大维开玩笑说：“你们武器马戏团表演得真动人，百发百中，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俞大维一听，哈哈大笑，不无自豪地自我调侃道：“我这马戏团团主如巡回表演，门票照收，一定场场客满，一本万利！”

由于黄裳在武器研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他就被调回了兵工署并出任副署长，成为俞大维的副手之一。

勇挑重担 为战时全国兵工厂内迁出生入死

当历史进入1935年，日本侵略军使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地区危机四伏，对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兵工企业构成了极大威胁。当时，黄裳作为兵工署副署长，自然不能置身事外。1935年6月5日，兵工署按上级部署，对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设法改运川黔两厂，这是兵器工业将面临战略转移的信号。黄裳配合俞大维，奔走于全国各地，为全国的各大兵工厂战略内迁忙碌。

1936年2月7日，黄裳晋任少将军衔，同时出任中国六大兵工厂之一的济南兵工厂厂长。同年的农历七月三十日，黄裳母亲病故，时任重庆银行副行长的长兄黄性之电告黄裳，要求黄裳立即返回富顺怀德安怀砦老家，参加母亲葬礼。这是黄裳第二次收到大哥这样的电告，第一次是在1927年农历十月初五，黄性之电告黄裳他们的父亲黄广生病故，要他立即回家奔丧，但是，他当时正在北伐征程上。无法回家为父亲送上最后一程。这次，他仍然无法回家为母亲尽孝送终。此时的黄裳，正随同俞大维在成都视察，马不停蹄地查看地形，研究兵工厂战略内迁的具体方案，使命重大紧急。

1937年5月21日，黄裳晋升中将。同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裳升任军政部兵工署副监，成为兵工署举足轻重的二号人物，当年他才36岁。从此黄裳肩负的责任更加繁重。他参与部署、领导和实施战时兵工战略内迁，其工作千头万绪，包括帮助各厂租赁办公用房、查勘厂址，并代办迁移各厂对外联络事项等等。1937年11月，兵工署又组设了驻芜湖临时办事处和驻宜昌运输处等机构，分担联系交通工具、督导迁运事宜。黄裳可谓殚精竭虑，他经历了战时兵工内迁壮举之序幕、高潮和尾声的各个阶段，从1937年9月他曾任职过的济南兵工厂迁往西安开始，到1940年10月汉阳火药厂最终迁往重庆结束，内迁兵工企业达数十家之多。他为各厂生产职能与作业的调整、兵工生产单位的合并与分离、我国兵器工业的新布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长沙第三次大会战中，黄裳率兵工署的部分要员到湖南查勘并研究保护战时尚未搬迁的少量重要兵工设备时，与日寇遭遇，战斗十分激烈残酷。黄裳在这次战斗中被日寇枪弹击穿腹部，肠子流出体外，血染军衣。

两袖清风 身居要职拒绝同流合污

兵工署作为主管庞大军购和自产武器的要害部门，贡献大，也容易滋生腐败，该署一些手握实权的人，一方面利用购买生产原材料的机会大吃回扣，一方面则通过报假账的方式恣意贪污，中饱私囊。

黄裳任职兵工署后，无论是在处长、厂长还是在副署长、副监的职位上，始终不为金钱所动，对自己的要求极严。例如订购兵工产品，当时存在事先由上面研究决定，兵工署只能被动执行的情况。黄裳性格耿介，如果碰到违反规定的事，不管是谁，不管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他都敢于坚持原则。黄裳这种不与别人“方便”、桀骜不驯的做派，在兵工署自然成为另类。

黄裳清正廉洁的秉性，还能从黄裳的后人口述和实际情况中得到印证。据黄裳的侄女黄芳润说，黄裳在经济上对家族没有贡献。其子黄芳才也回忆，其父黄裳衣着朴素，平时所穿的军服都是洗得发白的旧军服，驻防富顺县邵湖，主持隆（隆昌）富（富顺）师管区第三十二补训处日常工作期间，其父和他们一起生活，粗茶淡饭，吃难以入口的高粱羹和菜叶稀饭是常事。黄裳的家产甚微，家里有土墙瓦房屋一栋（为清末民初黄裳父亲黄广生所建，至今保存完好），田产40余担（相当于9亩多，属于祖业），均为黄性之、黄永观、黄裳、黄永昭四弟兄共有。

黄裳在长沙第三次大会战中身负重伤后，被有关部队抢救，送往后方四川成都救治。20世纪40年代初，黄裳虽伤愈出院，但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加之北伐时身上多处受伤，他常常受新伤旧伤的困扰，自感精力和体力暂时难以重回兵工署履职。在征得上级同意后，黄裳回家继续疗养，待彻底康复后再返回履职。但黄裳回到家乡富顺后，并没有在怀德老家安心休养，而是驻防县城邵湖，在罗汉洞操场训练新兵，继续为抗战做事，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2月，解放战争即将开始之际，45岁的黄裳放弃返回兵工署，退役回到怀德，过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直到1954年患肝腹水病逝，时年53岁。

编辑：dannie